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既是高等教育勇担强国使命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对高等教育推进“三融”进行客观审视后发现，实践中面临着制度性、资源性、主体性上的三重路径依赖。联动融通中“通而不畅”“合而不深”“融而不创”等梗阻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未来，可从完善面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人才供需联动机制、加速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共生衔接、构建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创新生态系统等方面出发，积极探索高等教育推进“三融”的改革路向。

一、高等教育推进“三融”的路径依赖

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内在联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高等教育理应更加重视与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量与系统研究，以拓展自身的视野和领域，实现跨界融合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美国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并发展的“路径依赖”概念指出，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具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按下“快进键”，驶入高质量发展的“提速期”。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和价值旨归，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演进，是规模扩大与质量观更新的过程，也是结构优化与质量升级的过程，这种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高等教育需要不断拓展新的发展路径，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制度依赖

在加快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背景下，推进“三融”已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了多项政策，包括《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旨在提升我国教育内部要素效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以牵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仔细审视相关政策，可以发现尽管政策总力度越来越大，但平均政策力度提升并不明显。其中原则性、授权性和倡导性条款较多，而针对具体问题的制度安排却较为缺乏，例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比例设置问题、协同措施以及建设成效评价等方面，这一定程度上导致“融”的实效不强。为破除政策实践的“空窗期”，搭建高等教育“立交桥”，必须进一步深化互嵌关系，推动“三融”摆脱制度依赖，转向行动自觉。同时，也需要从规制型制度化演化为契约型、建构型制度化，形成深度融合命运共同体。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高等教育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二）资源依赖

任何组织，无论其规模大小，都是特定资源的组合体，无法也不可能拥有全部资源。因此，与外界进行必要的交换和合作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交换和合作不仅是为了获取所需的资源，也是为了提升组织的竞争力和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需要。首先，“三融”建设需要各方主体建立协同、融合与共生关系，实现供需更好对接、资源更好配置，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升级。协同是指各方在目标、行动和资源上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融合是指将不同的资源、技术、知识和文化进行整合，以创造出更加丰富、多样化和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共生是指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一种平衡、稳定和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其次，资源依赖还强调组织间的资源差异性和互补性。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借助资源，搭建起与产业、城市等之间的桥梁，促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城市可以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而产业则可以提供先进的技术和市场资源；高等教育机构则可以提供人才培养和科研资源；等等。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各方主体需要将共生发展作为行动的基本遵循，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上找到“最大公约数”，谋求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发展。

（三）主体依赖

在推动“三融”战略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主要实施者，其能力和素质对于“三融”的成效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总体上由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的高校组成，这些高校各有其特色和优势。然而，研究型大学在实力、资源与地位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与其他两类高校相比，基本呈现出“中心-边缘”的结构向度趋势。这种趋势导致职业技能型高校和学术型大学之间存在一定的体系塌陷，这种塌陷同样出现在“三融”各个环节中。相较于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学，处于“边缘”地位的大学似乎对“三融”展现出了更高的积极性，然而，他们却面临着诸如经费短缺、浅层合作、“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不足等更多博弈困境。高职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其基本职能是培养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能够填补目前高知识型和强技术型并重的人才断层。对于生产领域的现实作用和意义，高职教育远超于普通高等教育。为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现代化战略布局，三类高校必须紧紧依托“大舰战略”，打破原有思维固化、要素割裂的局面，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同时，充分发挥高职院校在支撑体系塌陷中的桥梁作用，最终实现三类高校齐头并进、共同促进“三融”，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当前高等教育推进“三融”的梗阻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正在积极探索如何更好地对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需求，以实现更高水平自立自强服务的支撑与引领。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逐渐起势、成效渐显，然而，尽管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动融通已经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通而不畅”“合而不深”“融而不创”等梗阻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一）职普融通中间传递失灵“通而不畅”

1.各自封闭的育人体系难以转变。我国学制以双轨制为主，即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是学术型教育，旨在帮助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做准备；后者是技能型教育，旨在为学生进入或更好地就业做准备。两种类型教育在目标定位、培养方式、专业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其教育教学、师资队伍、质量保障措施等也有所不同。由于上述差异，使得这两种教育体系之间的转换变得相当困难。根据教育部2023年6月公布的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全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共33所。这些学校有的是由独立学院转设而来，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过去的办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有的是由高职院校升格而来，也需要面对如何平衡学术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的挑战。此外，即使是在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合作共育本科层次人才的试点项目中，也存在着参与深浅不一、办学质量不一的情况。

2.转换与流动渠道尚未打通。我国当前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育人体系相对独立，缺乏有效的互动和转换机制，这种状况导致了许多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职业发展受到限制，同时也给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目前，国家层面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的构建滞后于职普融通诉求的蓬勃发展。我国现有的职普融通实践主要体现为地方校际间的底层探索，相对缺乏宏观层面的管理规范和制度建设，使得实践层次探索难以持续发展，无法形成稳定的运行模式。由于没有建立起同时涵盖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综合性资格框架及学分转移制度，学习者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间流动面临着一系列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困境。

3.固有观念桎梏依然存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等值性的实现是两种教育类型产生联系的重要前提条件。然而，当前社会主流教育观念中，普通教育处于优势地位，职业教育则被视为“兜底”的教育，职业教育的生源也被大多数人视为处于应试分流制度的末端。这种矮化职业教育的社会观念势必导致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的“单向奔赴”。统筹规划尚不完善、资源共享效率不足、考核评价方式脱节等，都是目前职普难以实现真正融通的重要原因。从现实情况看，职教学生渴望打破学历“天花板”流向普通本科院校，却只有很少部分人会主动接受职业教育，直至当今社会“内卷”加剧的情况下，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持续低迷。这种局面不仅与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有关，也与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相关，如果职业教育不能在这些方面进行有效的提升和改进，那么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就很难得到提高，也就难以实现与普通教育的真正融通。

（二）产教融合需求供给失衡“合而不深”

1.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调。根据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都属于未来最为紧缺的人才类型。然而，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来看，其中有41个职业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劳动密集型行业一线员工和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缺工状况持续。在制造业一线，普工数量不足，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凸显，人才培养层次、类型与产业布局和发展需求不相适应，亟须进行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当前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共谋产与教“真融真合”。

2.产教双方利益诉求存在错位。从顶层设计维度透视，国家紧密出台多项政策法规，其改革意见和政策措施主要发力于供给端，而对产业的需求端设计才刚刚起步，政策体系的不均衡导致“产”“教”双方不同温、不同频、不同步。从实践探索维度探寻，“产”更为注重生产目标的达成，最大化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效益，而“教”更为注重学科、专业内涵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产”与“教”的价值取向明显存在利益诉求上的错位，使得“产”“教”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与矛盾，如果双方不能有效地沟通和协调，就很难形成合力，实现产业和教育的良性互动和共赢发展。

3.教育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不紧密。教育链对产业链的支撑作用显得疲软乏力，同时产业链对教育链的反哺作用也不明显。具体表现为学校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对接不紧密，导致学校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和推进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之间的对接不紧密，现行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及新型职业需求，这就意味着，学生在校学习内容与未来职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学历证书或培训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的对接不紧密，这使得学生的学习成果无法得到认证，继而影响其就业竞争力。在当前体系中，学历证书或培训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衔接和认证机制，这使得学生在获得学历或培训证书后，仍需要通过额外的考试或认证才能获得职业资格证书，额外增加了学习负担和就业难度。

（三）科教融汇服务支撑失效“融而不创”

1.技术创新迭代加倍提速，猛烈冲击传统高等教育形态。元宇宙、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虚拟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将持续引发教与学理念的革新，并彻底变革教与学实践的形态。然而，数智时代新技术的前瞻性与传统教育的惯性之间存在“时差”，这种“时差”表现在多个方面，如人才培养的滞后与产业发展的速度相互冲突、规模化教学供给模式与个性化学习需求相互冲突、传统教育时空与无边界学习空间相互冲突。此外，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同时带来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治理难题。如何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何提升高等教育管理服务系统的智能程度，如何实现数字化生态体系下的终身教育融合发展，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2.学科专业布局调整滞后，尚未适应数字化转型新趋势。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革，但在我国高校学科专业的设置中，仍存在专业设置缺乏统筹规划、专业群与产业链错配的问题。各类型高校尚未形成差异式、互补式、链条式发展趋势，传统学科领域过于集中，前沿性学科领域较少，与对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需要的学科专业集群化要求还有差距。当前学科专业布局中，新兴学科、薄弱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尚未建立，因此，高校亟须将学科专业调整与人才需求联动起来，持续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布局一批交叉学科，建强基础学科专业，并适度扩大紧缺学科专业布点。

3.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乏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我国目前人力资源还不能够完全支撑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需要，尤其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匮乏已成为新常态下制约我国核心竞争力提升和产业转型发展的主要瓶颈。随着现阶段智能化时代生产方式向技术密集型、高端化方向的巨大转变，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规格和素质势必会提出更高要求。这种“更高”要求体现为劳动力的劳动创新度、工作复杂度、领域复合度、技术精湛度等全方位大幅提升。尤其在当前产业链价值链不断升级的态势下，对具有创新素质和高阶能力的高技能创新型人才需求的增长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三、高等教育推进“三融”的改革路向

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布局中，统筹推进“三融”协同创新，旨在摆脱制度、资源、主体等路径依赖，破解“不畅”“不深”“不创”等梗阻问题，围绕国家对技术创新和人才资源的战略需求，有效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各自分散要素。对于高校来说，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构建“三融”育人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企业、学校、社会力量等多元利益相关主体需要凝聚改革和发展共识，搭建好相互融通、融合、融汇的人才多元发展立交桥，推进“三融”高质量协调发展。

（一）完善面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人才供需联动机制

随着我国现代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知识技能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失衡使得劳动力结构性失业和短缺问题更加凸显，职普融通成为打通高职教育联动梗阻的关键。

1.积极稳妥开辟高职教育新赛道。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已经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庞大的教育体系为我国各行各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我国高职院校招生规模已连续5年超过普通本科院校。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新阶段，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不仅打破了职业教育内循环，也成为职业教育“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的生动实践。这种转变将为我国职业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更加符合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的趋势。为推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我们鼓励符合条件的高职院校高起点、高标准试办职业教育本科专业，探索高职专科衔接职教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为行业输送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经验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此外，还将积极引导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尤其是新建本科院校的应用型转型，共同实施高层次职业教育，协同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这种合作模式将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坚实人才基础。

2.加快国家资历框架设计。构建国家资历框架的目的是实现一个“职普等值”的教育体系，这一理念与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是一脉相承的，都强调了教育体系中各类教育的平等性和互通性。在职业教育和培训领域中，涵盖了众多行业（群），这些行业（群）资格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跨度上的广泛性，成为资历框架开发和构建的难点。因此，我国国家资历框架的设计需要进一步推动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并重，具体而言，应该通过制定以学习结果为导向的资格标准体系，将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都纳入统一的标准体系当中。从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从微观层面实现各级各类教育培训学习成果在标准化的制度下得到认定和比值转换，这样不仅可以营造制度供给充分、条件保障有力的良好联动融通生态，还可以为人才在不同领域之间的流动提供更加便捷和顺畅的通道。

3.转向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在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背景下，职普融通成为实现终身学习目标，构建“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学习型社会的关键环节。转向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是从单一主体变为多元主体，从四维时空变为高维时空，从有限学习变为无限学习的革命性转变。一方面，致力于给学生埋下“终身学习”与“技能迁移”的理想信念，增强各个层次教育路径的灵活性，满足全社会对终身学习的现实需求，助力每个人实现对幸福生活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加强了高等教育的职业专业导向，提供职业技能教育和专业能力发展项目，应用微证书、微认证、数字徽章等新型灵活培训形式，增强劳动力在职教育的实效，为经济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通过这样的转变，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满足人们对终身学习的需求，推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实现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教育目标。

（二）加速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共生衔接

产教融合是教育与产业两大系统在良性互动、协同发展基础上的优化组合、深度融合，加速“教育-产业-人才-创新”全链条有机衔接，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破解之道。

1.着眼于提高“人才供给端”与“产业需求端”匹配度，赋能区域创新发展。“三融”聚焦于服务区域产业的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而高职教育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比较优势就是其在地化和职业型的特点。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锚定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这一关键目标，积极探索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将高职教育与区域行业产业融合发展，生成良性互动机制。同时，着力搭建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研制人才供需匹配谱系图，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促进人才培养供给链与区域产业需求链的精准对接，在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先行先试，作出贡献。

2.加强专业学院建设，探索互利共赢长效合作机制。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建设特色专业学院不仅是满足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然要求，更是引领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专业学院建设重点在于围绕区域先进产业和产业高端，联合头部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建设，全方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如建设一批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示范性特色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等专业学院，形成产业转型升级和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提升同频共振的良性机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共赢。此外，要充分发挥专业学院建设成效牵引带动、向外辐射的功能，推动形成各类专业群与产业群相互促进、一体推进的局面。

3.提升“四链”共生的多主体协同育人水平。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的趋势，将传统基于行业企业的校企合作升级为现代基于“四链”共生的产教融合模式。通过数字化教学工厂、智慧学习工场等方式，在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企业以及其他行业组织多层次试点，应对新兴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解锁新型基础架构。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工学一体，与企业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训师资、共建平台、共育人才，实现学生所学知识技能与企业岗位需求无缝对接，这种合作模式将为学生提供更加实用的培训和实习机会，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更稳定、更符合需求的人才资源。完善产教融合效能评价体系，搭建“校政行企”多维评价框架，及时发现并解决产教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不断优化育人模式，保障产教融合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创新生态系统

以5G、AI、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技术，将促进高等教育全域、全要素的数字化转型，形成智能互联、无边界的未来新样态。

1.着力构建数字教育资源与平台，推动高职教育深化改革提质升级。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数字化已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内在基因。在此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要与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同向同行，高等职业院校要尽可能最大程度吸收数字化技术和积极应用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加快专业群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同时与行业头部企业深度合作，培养高层次数字技术技能型人才。此外，打造智能开放的终身学习环境，为学习者提供更加便捷的学习机会和资源，点燃数字经济下终身教育发展“新引擎”。

2.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新兴产业变革趋势，创新学科专业布局。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方向，实施产业专业合作链双链长制。由高水平专业群所在学校以及产业头部企业担任链长，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持续关注新技术、新业态，强化专业前瞻性研究和适度超前规范，打造一批服务新兴产业发展和重大民生急需的专业集群，例如集成电路、新能源、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以及生物医药、健康管理、家政等民生事业领域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相关类专业群。此外，探索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耦合点，加快新兴交叉学科布局，加快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

3.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分类培养体系，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随着高等教育分类发展趋势的推进，构建立体化、多元化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结构已成为高水平大学在新时代肩负的历史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高水平研究人才和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共同引领。因此，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职业技能型高校应依据自身优势和定位，进行分类发展和人才培养。不能仅依靠研究型大学的单一平台培养研究型拔尖创新人才，应用型高校应加大对行业内基础应用型顶尖人才的培养，职业技能型高校应聚力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同时，引导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持续培养未来产业变革的“高精尖缺”创新型人才和“卡脖子”领域的技术技能人才。通过分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实现人才结构的优化和人才质量的提升。这将有助于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5期）